20年前，罗兰·巴特在巴黎街头被一辆卡车撞倒，四周后去世。从此，他那“越过忧伤的友谊的微笑”逝去了；他那更新事物的非凡眼光逝去了；他细腻的同时又混杂着唯美主义和色情主义的快感要求逝去；他在清醒智慧和混乱欲望之间巧妙达成平衡的爱欲艺术也逝去了。
巴特的生活和写作自始至终就充满着这种爱欲艺术。写作和生活正是在这种爱欲艺术中融为一体，彼此缠绕，相互印证。对于巴特来说，写作是非外在目标性的，它只是身体的享用，快感的实施满足和爱欲的消费，最终，它是往前涌动的生活旅程，是活生生的日常实践。而生活，反过来，则布满写作性，生活正是被写作所创造、被写作刻下痕迹。巴特的生活是他的写作产品，是富于想象性、虚构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享乐性的艺术品，对于巴特来说，写作不是生活形式，而是创造了生活形式。
位居于这种生活形式核心的则是快乐。快乐是快感的弱化形式，巴特真正着迷的实际上是快感。但他深知快感所蕴藏的疯狂性，知道疯狂和快感互为动力，相辅相成。疯狂会将快感推至极点，但他还是没有选择疯狂；也许他确实没有像福柯那样抵达快感的极限体验，但他维持了生活的平衡，他避免极端是因为极端总是要付出代价。因此，他的快感体验是暗夜的，略带抑制性的，耗损的。而快感的些微耗损正是快乐。快感是一种盲目、莽撞的高速飞翔，快乐则是一种富于智慧的驾驭，对于巴特来说，极端总是被智慧降伏。
如果说快乐是这种爱欲艺术的主题学，智慧则构成了它的方法论。智慧总是和敏识的目光相接。巴特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纤细、脆弱和敏感的目光，它充满耐心，富于情趣，流连忘返，同时它又极其犀利，直觉般地飞速穿越对方。他的目光类似于一种解放，它使对象从平庸的牢狱中解放出来，从常识中解放出来，从天经地义般的神话中解放出来，从呆滞的目光中解放出来。巴特的目光是穿透性的，但不是挑剔性的，他对目光所及的一切都兴趣盎然，即使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。在他的目光刹那间穿透对象的同时，还力图改变和更新对象的命运。我们的日常生活、周遭环境，因为巴特的目光，在平庸乏味中居然熠熠生辉。在巴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后，它们又归于流俗、沉寂，等待它们的依然是熟视无睹。
这种穿透性的非凡目光恰如其分地透过笔端流泻出来。语言和目光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巴特的夺目散文。对巴特来说，语言不是写作的器具，而是写作的对象和价值目标。写作不是对语言的使用，而是对语言成规的毁坏。语言成规是压抑的、否定性的、威权性的，最终是法西斯式的，巴特的笔端就是要划破这种语言权势罩子，将语言从法西斯式的牢狱中解放出来。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和那些具有惯性、法则、惰性和结构的压抑性规范作对，和平庸作对，和日常用语作对，和标准的新闻语言作对，和教科书用语作对，和一切无想象力的平凡语言作对。写作正是在这种对语言的否定行为中，创造着新的语言。最终，写作只是穿梭于语言中，而不是经由语言的光亮抵达语言之外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巴特将语言视为写作的乌托邦，或者说，将写作视为语言的乌托邦。在这样一个写作的乌托邦世界里，充斥着密集的警句、格言、片断、括号和形形色色的修辞学，最终，一个写作的乌托邦是对一种书籍形式的想象，是一个书籍乌托邦。
在这样一个写作乌托邦里，理论、哲学和其他知识形式被驯化了，理论失去了它固有的惰性和顽性，哲学的疆界解散了，批评不再是一种依附性的论述。这种种知识形式在写作的穿越中，都逐渐地同真理脱钩，而渐渐地靠近一种快乐伦理学：艰涩顽固的知识变成灵活嬉戏的知识，真理的知识变成快乐的知识，巴特的形象，从萨特式的不可自制地转向尼采式的。
这样一种爱欲艺术，理所当然是快乐的，而又是略带节制地嬉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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